張邦廉 解禪說道話易經

張邦廉 解禪說道話易經

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

【寫進禪宗】個人自由主義色彩的儒家學說



傅佩榮教授在他的《解讀老子》一書中,曾經對於儒學與道家的差異,歸納成以下三點:

一、儒家以人為中心,強調人之社會性。道家不以人為中心,重視人之自然性。
二、儒家以天為至高存有,突顯歷史背景。道家以道為最高存有,展現宇宙視野。
三、儒家企盼天人合德,人須行善以求至善。道家嚮往與道合一,人需智慧以求解脫。

並認為兩大哲學系統的架構是相似的,都是肯定人生應該不斷體現更高的價值。的確,如果說哲學系統的架構乃係以「人」為主要考量的話,或許不光是儒家與道家,即包括古希臘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在內的各種哲學系統,或都有其共通的相似之處。但如果我們換個方式,改從「知識」的角度出發,那一切恐怕就要另當別論了。

這無關於儒家核心思想的「忠恕」。事實儒家思想最讓人感覺到可惜的,便是忠恕兩字後來遭人的誤解。原因在那裡呢?在於忠恕兩字原來是一種治學方法。

《論語》孔子對子貢道:「賜也,汝以子為多學,而識之者與?」對曰:「然,非與?」曰:「非也,予一以貫之。」

從「一以貫之」四個字,可見這時孔子心裡所想還是一種治學。換言之,他相信宇宙間天地萬物,雖然頭緒紛繁,卻有系統條理可尋。尋得出這個條理系統,便可用來綜貫那些紛繁複雜的事物。

後人誤解忠恕乃是關於人生哲學的問題,所以把「一以貫之」也解作「盡己之心,推己及人」。這一錯誤,註定了後來儒學「尊德性」而輕「道問學」的宿命。中國幾千年的教育,都受這種思想的影響,造成髑髏遍野的「書生」廢物,這便是流弊了。

這樣一直到宋朝,情況才有所轉變。由於北宋中葉之後,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,儒學為與之對抗,不得不借鑑道家與佛學的思想。當時以程顥、程頤為主的宋儒,開始講仁與心性,又講格物窮理,這才有理學的興起。本來這樣的發展是好事,比如朱熹提倡的「格物致知」,從精神上看,格物便接近於亞裡斯多德的物質論,而致知則近於笛卡爾的還原論。但由於缺少數學和物理的底氣,結果竟流於空談。以致於同樣是心性之學,理學沒法像後來十八世紀康德的唯心主義,在歐州大陸掀起一股哲學狂潮。

真正有心為儒學開創一片思想天空的人物是王陽明。王陽明生於一四七二年,比康德(一七二四)早了整整近兩百五十年。原來「自由」這一名詞在古代中國的歷史上極少出現。雖然就實質的思想內容而言,老莊、禪宗都有著追求「個人自由」的基本精神,但對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來說,要在儒家王道思想的底下去調合自由便十分不易。因而王陽明的「心學」,便成為中國歷史上首見的帶個人自由主義色彩的儒家學說…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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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5月9日 星期五

【寫盡禪宗】一生充滿傳奇的六祖慧能



慧能的一生充滿傳奇。據《壇經》所述,他本來是個沒念過書、一字不識的樵夫,大約在三十六歲的時候,在旅店聽人念《金剛經》,及至一句「無所住心」時忽然開悟。開悟後的慧能,隨之到五祖弘忍的傳法道場墾求收徒,但由於當時被視做是南蠻子,而未獲收錄,在寺廟柴房棲身二至三年。之後他在沒剃度的情況下離開,在江湖飄蕩流浪了十多年,及至遇到印宗和尚才為他剃度,在曹溪山開壇說法。這段歷史胡適也有很詳細的考證,收錄在他的《胡適禪學案》和《神會和尚傳》中。

慧能的事蹟或許我們也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。試想:他本來一字不識,聽到《金剛經》忽有所悟(後文再述),那麼第一件事情他會想做什麼?出家嗎?出家也許是必然的,卻也不是主要的。為什麼?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事等待他去做,那就是「讀書」,這也是他先赴弘忍處請求收錄的原因。讀書在當時不是那麼方便,而他的年紀恐怕也不容許。可以想見他的選擇並不多,如此再加上《金剛經》的淵源考慮,寺廟似乎也是他僅剩的唯一選擇了。

他有著與眾不同的思想,兩年寺廟棲身的境遇,讀書識字外,第一次真正接觸佛經,也必然帶給他思想上的極快速成長。然而在當時的中國佛教,大抵不脫天臺、華嚴和楞伽三宗,三宗都擺不脫印度佛教的影子,講究戒律、清修、和苦行。所以這時的慧能,擁有超前思想的慧能,其內心的苦悶孤獨是不難想見的。自然,這也種下了他在未受剃度的情況下離寺出走的誘因。當然,離寺出走並不代表他當時的道心已成,前面還有很多的考驗等著他。可他就在這樣的一個惡劣環境下,經過十幾年的飄泊流浪,終於最後透過自己堅定的意志,成功地替中國禪學擺脫印度佛教跨出了最關鍵的一步,從而開啟了隨後長達兩百年之久的禪宗盛世。

最後我們看「悟」的內容。

《壇經》說慧能聽到《金剛經》一句「無所住心」而開悟,首先我們注意到,慧能之悟和一般人在藝術或學術上因苦行苦思而一朝「豁然開朗」的情況是不同的。大自然真有這樣的事嗎?一個人可能在粗俗不文、一字不識的情況下,忽然間意識到某種超前思維?而這樣的思維其內容又到底為何?物理學家史代普說:

自然的基本過程存在於時空之外,卻產生位於時空之內的事件。與此相近的,量子物理學也存在一個「非定域性」的神祕現象,此現象或叫「幽靈聯繫」。意謂某些過去曾經相互作用過的東西,即使在未來任何時空點上相互隔離的,中間都還存在著某種基本的、深刻層次的聯繫。從某種角度看,「非定域感應」確實是極為抽象而神祕,原因是這裡意示著一種空間式隔離的事件與事件間,資情的超光速移轉。這仍舊是自然的基本現象,可是卻不是人類所能控制的。

慧能的事件會是如此嗎?我個人認為是不是並不重要。原因是它更可能是一種東西方思想在此的交會,只是時間點恰好發生在慧能身上罷了。不論多麼不可思議,卻其實是一種冥冥中的必然...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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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

【寫進禪宗】禪殤

真正的禪,須要呼吸,須要血脈,須要生氣。
因此,徒靜不足以言禪,徒感不足以言悟。

宋人將修行分成三個境界:第一說是「落葉滿空山,何處尋芳跡」;第二說是「空山無人,水流花開」;第三說則是「萬古長空,一朝風月」。其實是錯的,這是禪意,而非禪機,亦非禪悟。

同樣的,「廬山煙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;及至歸來無一事,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、「溪聲盡是廣長舌,山色無非清靜身;夜來八萬四千偈,他日如何舉似人。」也只有禪意、禪理,而非禪機、禪悟。

禪,要的是無處不動,而又整體長空;無處不靜,而又生機勃發。因此「蚌含明月」、「兔子懷胎」是禪;「碧潭空界月,出水一聲蛙」是禪;「孤輪獨照江山靜,長嘯一聲天地秋」也是禪。

《碧岩錄》第六則記載:

雲門禪師垂語云:「十五日已前不問汝,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」自代云:「日日是好日。」

本來雲門文偃建立雲門宗宣導「直下無事」,公案只是延續其一貫的平實風格,並無特殊之處。「直下無事」相若於「凡事不掛心上」,過去的往事、將至的未來不用說,即平常的好事、壞事、佛事、修行事也要通通不掛心上,該吃的時候吃,該睡的時候睡,所以他認為「無事就是道」,道理用說的只會離道越來越遠。「日日是好日」因此也跟他在過去有學生問「如何是學人自己時」?他答說「遊山玩水」一樣,都是他直下無事風格的一種體現。

問題是雪竇重顯的頌詞:

去得一,拈得七,上下四維無等匹。
徐行踏斷流水聲,縱觀寫出飛禽跡。
草茸茸,煙幕幕,空生岩畔花浪藉。
彈指堪悲舜若多,莫動著,動著三十棒!

這段頌詞一加上去,哇!不得了,峰迷峰現,公案彷佛藝術般忽然有了生命而活了起來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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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

【寫進禪宗】一闡提人皆得成佛──道生和尚

繼僧肇之後在融合老莊、和印度大乘佛學這塊園地上辛勤耕耘的人物是道生。道生和僧肇一樣都是鳩摩羅什的弟子,也都在師事羅什前即已通曉了老莊。只是由於僧肇不幸早死(時年三十一歲),而他多活了二十年,所以能繼僧肇之後,而有更高的表現。

在羅什門下時,道生便和僧肇相交甚善。道生曾把僧肇的般若無知論拿去給劉遺民看,而僧肇在寫給劉遺民的覆信中,也表示他和道生兩人「言語之際,常相稱詠」。由此可見他們思想的近似了。因此就在這多活的二十年中,道生見到了僧肇所見不到的東西:就是大般涅盤經的傳入中國。這部經典不僅印證了他的思想,使他超越了般若的範圍,成為集當代佛學大成的一位人物,而且也轉變了魏晉以後的整個思想趨勢。從般若的真空,變為涅盤的妙有。

道生雖然是集當代佛學大成的一位人物,然而卻絕不是一個墨守經義,替前人做批註的和尚。他有中國文化的涵養,也有自己獨立的思想。他把所承受的印度佛學拿來當柴燒,以鑄煉堅固的中國佛學。為了這一點,使他遭受當時一般和尚的嫉妒和排斥,《高僧傳》寫出了這段經過:

六卷泥洹(即涅盤)先至京都,生剖析經理,洞入幽微,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。於是大本未傳,孤明先發,獨見忤眾,於是舊學以為邪說,譏憤滋甚,遂顯大眾,擯而遺之。

所謂「闡提」是指惡根難斷,不能成佛的人,這在當時的所有經典中,都如此的肯定。可是道生為什麼敢違背經義,獨排眾議,斷然的認為「一闡提人皆得成佛」呢?這當然不是因為他有神通,而是由於他透過了中國思想的境界,預先知道如果佛學真有大乘精神的話,必然會有這樣的結論。

道生之所以如此激烈響亮,並非由於他的個性剛烈,喜露鋒芒;而是因為他的心胸氣度遠大,且血液裡沸騰著中國佛學的思想,使他不得不和傳統的印度佛學發生了磨擦。他的這些論文,便是磨擦時所放的光,所發的熱,也象徵著中國禪宗山雨欲來時的那一陣雷聲和閃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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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

【寫進禪宗】西來意之祖師是誰?


胡適寫《中國中古思想史》,著重在禪,這是他過人的見識。姑不論其是否懂禪,但他對禪僧歷史的考證,則排除了很多附加於禪的虛幻和不實,讓人更明白了禪的好。譬如《愣伽師資記》中曾記載的:

吾本發心時,截一臂,從初夜雪中立,以求無上道。

傳說中禪宗二祖慧可,名神光,自斷一臂,立雪中數日夜,一心向佛,而求師事菩提達摩的故事。故事雖動人,可惜是訛造的。雪竇禪師曾為此做一頌偈曰:

泥佛不渡水,神光照天地。
立雪如未歇,何人不造偽?(《碧岩錄》第九十六)

詩裡已隱約可見這整件事的虛假,一如達摩面壁,神光立雪,在雪竇眼裡都不過是一場耍泥佛戲,雖然這場戲以訛傳訛,普及的程度猶如光照天地。

慧可在未出家前本是個道家人物,景德傳燈錄說他:「博涉詩書,尤精玄理,而不事家產,好遊山水,後覽佛書,超然自得。」在當時,達摩的門下弟子並不多,其中曇林與慧可間有深厚的友誼,曇林曾經遇賊,被斫一臂,幸好受到慧可的救護。慧可斷臂求法的故事,因是由此訛傳而來。至於達摩和慧可如何會在往後歷史的因緣際會中,成為中國禪宗的初祖和二祖,則迄今為止仍是中國禪學史上的一宗最大疑案。

胡適把這一切歸於慧能的大弟子神會,神會為替他的老師爭道統,所不惜造作的種種神話。根據胡適的考證,達摩的事蹟明顯有以下兩點可疑:

第一、菩提達摩做為印度法傳的二十八祖其實是錯誤的。這是神會和尚為了爭道統,而把六世紀尚存的菩提達摩,誤認作五世紀的達摩多羅(見胡適《荷澤大師神會傳》)。達摩多羅是慧遠所譯禪經的作者,也才是印度傳燈的承持者,因而這個無意的誤會,把菩提達摩捲入了印度佛教的系統。

第二、菩提達摩教人持習楞伽經,傳授一種堅忍苦行的禪法,又開創了楞伽宗,號稱為「南天竺一乘宗」。達摩死後的兩百年中,這個宗派確實大行於中國,在八世紀初成為一時最有權威的宗派。而出身嶺南,韶州,曹侯溪的慧能,本是從金剛般若經出來的,也和楞伽一派沒有很深的關係,至多他不過是曾做過楞伽宗,弘忍的弟子罷了。

然而怪道的是,慧能之後的高僧大禪們心裡明明知道,卻又不肯去開口道破。這於是發展出一類為數甚多的公案,也就是問所謂「祖師(達摩)西來意」的,如:

僧問: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?」
德山答:「門外千竿竹,佛前一柱香。」
僧問:「如何是西來意?」
師(希遷)曰:「問取露柱。」曰: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:「我更不會。」

《碧岩錄》也收錄了幾則這樣的公案:
僧問香林禪師:「如何是西來意?」
香林云:「坐久成癆。」(《碧岩錄》第十七)

坐久成癆是一個人坐久了,感覺很不舒服,想要起來走走,因此香林的回答便像是笑話,一個莊嚴神聖的祖師西來,竟被說作是坐久成癆。香林不知道尊師敬祖嗎?那當然不是。因為歷史終歸是歷史,其間既指向達摩西來,乃出於在印度傳法的不盡如意,從而香林的答話便有著一語雙關的味道,除藉以點出此一史實外,另一方面也暗示達摩壁觀禪法的固有不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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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禪幫邦忙】揭開禪宗思想的新角度


【寫盡禪宗】為張邦廉老師2014全新著作,【解禪幫邦忙】是以【寫盡禪宗】書中的內容改寫而成的小故事,故事裡的人物對話內容皆為摘錄自【寫盡禪宗】。【解禪幫邦忙】只在粉絲團與部落格連載,並未收錄於【寫盡禪宗】。

前情題要【顛覆傳統的禪宗溯源之旅】

五、談自由

阿邦靈機一動,問:「張老師,『自由』是西方的概念吧?」

張老師點點頭說:「『自由』是近代才有的,在古代不管是中國或印度,都並未曾以『自由』來做為哲學思想的主流。而『自由』的發軔普及,我們知道主要是源於西方體制與思想的推動;因此東西方的融通是必然,談『自由』事實上不只關係到人文,自然科學也有很大程度的關係。這也是為什麼東西方智者追求人類精神的提升,會不約而同地在此達到交融的主要原因。」



六、何謂思想?

阿邦繼續追問:「這麼說來,『自由』是很多『思想』發展的推手,那麼『思想』該怎麼解讀呢?」

張老師微笑說:「好問題!試著這樣想想,如果人是生物的量化,而這個量化,是形下和形上的差別,就像武俠小說裡,練武時要把形下的『力』提升到形上的『氣』一樣。『氣』不僅是內在的提升,也是內在自由度的擴充,自由度相當於空間的維數,所以人比動物多出來的其實是空間的維數,而在其間流動的就是『思想』。」


七、思想的境界

阿邦疑惑了:「『氣』跟『思想』除了都是無形外,還有共通點?」

張老師點點頭說:「氣有境界,同樣思想也有境界。境界按層來分,比較好的說法是三層,譬如像『正反合』。取這樣的三層為莊子的『自化』、『物化』和『神化』,那麼『自化』就是『化魂』,也就是個人獨立思想與人格的建立;『物化』化形,就是窮理致知,役其物而不役於其事物表面;『神化』通天,則是道家思想最高的所謂『天地與我並生,萬物與我為一』。」


八、時空本質

阿邦睜亮雙眼,接著說:「所以,老師剛提到的『自化』也就是『化魂』,是否可以解讀為靈魂是思想的高度,由個人獨立的思想和人格所形成?」

張老師點點頭說:「不錯!看來我快打通你的任督二脈囉!不僅如此,我們也能從這三境界中察覺到,其實人的思想才是時空真正的本質,而物理是它的一個近似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數學家心靈的自由創造,可以轉動整個物理世界的根本原因。另外,我也相信要證明這點其實並不困難,因為這只要證明人類的腦神經其實是一種時空的超導體就可以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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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

【寫進禪宗】蚌含明月──僧肇與中國禪學的發軔

對於所謂「般若波羅密」的大智慧到彼岸,禪宗的平實與其說傳襲自印度的大乘佛學,毋寧說是脫胎於老莊思想的「反璞歸真」。

禪師之間的論戰,關係到大乘佛學與老莊思想的融通,因此這裡我們先要特別指出來的一點是:老莊、禪宗追求的都是個人心靈的活潑自由,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此觀念的人是「僧肇」。因為他的努力,才讓大乘的般若思想傳至中國後,蚌含明月般的經過消化吸收,萃取其精華而成一顆顆晶圓玉潤的珠子。也因為他的努力,老莊思想才能透過兔子懷胎為母體的垂直遺傳,深植在往後禪宗的血脈中。

依據一般的公認,佛教開始傳入中國,是在漢明帝永平年間。這時,自武帝以來的漢代君主,在表面上雖仍保留著獨尊儒學的空架,但骨子裡卻充滿了陰陽讖緯、神仙方術。如武帝好神仙、成帝學鍊丹,王莽尊圖讖、光武奉占侯,而明帝夜夢神仙,才遣使去西域求佛法。所以在這樣一個儒學空虛、道家蛻變的時代,印度佛教要圖存發展,便只有與神仙方術結合。

禪法和方術的結合,是印度佛學與中國道術最早的結合,但這次接觸並沒有觸及思想的核心。這樣一直到了魏晉之際,才開始有了新的轉變。因為自魏晉以來,由於何宴、王弼等人的提倡,清談之風漸盛。清談的起因雖然很複雜,然在思想的主要脈絡來看,不外於反對漢代的訓詁,及痛感儒學的衰落,而逼出道家思想來安慰人心。

佛教在這樣一個風氣轉變的時候,一方面為了適應環境,一方面由於在民間已有相當的基礎,所以便逐漸也開始脫離方術,而轉往士大夫去發展。但這時士大夫社會陶醉在玄學清談中,很少再有人推崇那種安般守意的禪法了。因此佛教想要與玄學合流,便須拿出一套清談的工夫來。幸而佛教中的「般若」思想和老莊的玄學相近,適於清談,且這方面的儲藏比禪法還要豐富,只要風氣一轉,便立刻由和方術相混的漢代佛教,變為高談清靜無為的魏晉佛學。這種般若思想與老莊玄旨的結合,也就是佛教在中國玄學化的真正開始。

佛道思想的合流,以及佛教在中國的玄學化,並沒有立刻為佛道思想的提升貢獻什麼新的元素。這是由於當時的名士和名僧不論是以佛解老莊,抑或以老莊解佛,率皆是以「無」為本的關係。

至於般若思想本以性空為主,但據劉宋時的曇濟分析,當時的般若學有本無(道安)、本無異(竺法深)、即色(支道林)、識含(於法開)、幻化(道壹)、心無(竺法溫)、緣會(於道邃)等七宗,這七宗的學說,便都是以「無」為立論的中心。而這個無字,本不易把握,再加上清談之風的影響,因此易流於虛無。魏晉名士由曠達、放誕、而至於頹廢,固無足論;然影響所及,就連當代的許多名僧,也往往走入玄學的迷宮,失去了佛學的正旨。

這時,僧肇出現了,這個出現意味著「人天從此見空生」。他本是鳩摩羅什的大弟子,但在未遇羅什前,已通老莊,後來又隨羅什精研三論、維摩、般若各經。由於他天資敏悟,才情洋溢,因此不僅能「蚌含明月成珠」,成為當代真正融老莊、般若於一爐的先驅;同時又有玄學的風雅,所以能像「兔子懷胎」直接傳承老莊,用極優美的文字,寫極艱深的佛理。

他的四篇論文是:物不遷論、不真空論、般若無知論和涅盤無名論。

要瞭解僧肇的整個思想間架,沒有一點現代哲學和物理的深厚素養,坦白說是不可能的。原因不難想見都和「自由」有關,因為一來,自由是近代才有的,而古代不管是中國或印度,都沒有「自由」此一價值或理念做為哲學思想的主流。二來,自由理念的發軔普及,我們知道主要是源於西方體制、與西方思想的推動。因此僅管在古代的東方哲學中,不乏有這種以追求自由之精神為宗旨的,像是大乘佛學的「無住」、「無所住心」,抑或老莊思想強調相對道德的「絕聖棄智,絕仁棄義」在一般人缺少自由做為一種客觀價值依據的情況下,認知上自然相對困難。

這說明什麼呢?從東西方不同的角度發現:

第一、在西方,自由的發展似乎是由群體,譬如對政治體制、或政治權力壓迫的反動中,逐漸走向於個體的,譬如康德說:「自由是一個人面對自己,不再感到羞愧。」

第二、從孔老夫子的「隨心所欲,不逾矩。」到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,似乎又在東方過去那些強調個人崇高的道德修養或人文精神的,恰好也呈現出一種反其道而由個體逐漸靠向群體的趨勢。因此融通是必然的,自由事實上不只關係到人文,自由也很大程度關 係到自然科學。

這就是為什麼東西方智者追求的人類精神的提升,會不約而同地在此達到交融的主要原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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