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於所謂「般若波羅密」的大智慧到彼岸，禪宗的平實與其說傳襲自印度的大乘佛學，毋寧說是脫胎於老莊思想的「反璞歸真」。
禪師之間的論戰，關係到大乘佛學與老莊思想的融通，因此這裡我們先要特別指出來的一點是：老莊、禪宗追求的都是個人心靈的活潑自由，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此觀念的人是「僧肇」。因為他的努力，才讓大乘的般若思想傳至中國後，蚌含明月般的經過消化吸收，萃取其精華而成一顆顆晶圓玉潤的珠子。也因為他的努力，老莊思想才能透過兔子懷胎為母體的垂直遺傳，深植在往後禪宗的血脈中。
依據一般的公認，佛教開始傳入中國，是在漢明帝永平年間。這時，自武帝以來的漢代君主，在表面上雖仍保留著獨尊儒學的空架，但骨子裡卻充滿了陰陽讖緯、神仙方術。如武帝好神仙、成帝學鍊丹，王莽尊圖讖、光武奉占侯，而明帝夜夢神仙，才遣使去西域求佛法。所以在這樣一個儒學空虛、道家蛻變的時代，印度佛教要圖存發展，便只有與神仙方術結合。
禪法和方術的結合，是印度佛學與中國道術最早的結合，但這次接觸並沒有觸及思想的核心。這樣一直到了魏晉之際，才開始有了新的轉變。因為自魏晉以來，由於何宴、王弼等人的提倡，清談之風漸盛。清談的起因雖然很複雜，然在思想的主要脈絡來看，不外於反對漢代的訓詁，及痛感儒學的衰落，而逼出道家思想來安慰人心。
佛教在這樣一個風氣轉變的時候，一方面為了適應環境，一方面由於在民間已有相當的基礎，所以便逐漸也開始脫離方術，而轉往士大夫去發展。但這時士大夫社會陶醉在玄學清談中，很少再有人推崇那種安般守意的禪法了。因此佛教想要與玄學合流，便須拿出一套清談的工夫來。幸而佛教中的「般若」思想和老莊的玄學相近，適於清談，且這方面的儲藏比禪法還要豐富，只要風氣一轉，便立刻由和方術相混的漢代佛教，變為高談清靜無為的魏晉佛學。這種般若思想與老莊玄旨的結合，也就是佛教在中國玄學化的真正開始。
佛道思想的合流，以及佛教在中國的玄學化，並沒有立刻為佛道思想的提升貢獻什麼新的元素。這是由於當時的名士和名僧不論是以佛解老莊，抑或以老莊解佛，率皆是以「無」為本的關係。
至於般若思想本以性空為主，但據劉宋時的曇濟分析，當時的般若學有本無（道安）、本無異（竺法深）、即色（支道林）、識含（於法開）、幻化（道壹）、心無（竺法溫）、緣會（於道邃）等七宗，這七宗的學說，便都是以「無」為立論的中心。而這個無字，本不易把握，再加上清談之風的影響，因此易流於虛無。魏晉名士由曠達、放誕、而至於頹廢，固無足論；然影響所及，就連當代的許多名僧，也往往走入玄學的迷宮，失去了佛學的正旨。
這時，僧肇出現了，這個出現意味著「人天從此見空生」。他本是鳩摩羅什的大弟子，但在未遇羅什前，已通老莊，後來又隨羅什精研三論、維摩、般若各經。由於他天資敏悟，才情洋溢，因此不僅能「蚌含明月成珠」，成為當代真正融老莊、般若於一爐的先驅；同時又有玄學的風雅，所以能像「兔子懷胎」直接傳承老莊，用極優美的文字，寫極艱深的佛理。
他的四篇論文是：物不遷論、不真空論、般若無知論和涅盤無名論。
要瞭解僧肇的整個思想間架，沒有一點現代哲學和物理的深厚素養，坦白說是不可能的。原因不難想見都和「自由」有關，因為一來，自由是近代才有的，而古代不管是中國或印度，都沒有「自由」此一價值或理念做為哲學思想的主流。二來，自由理念的發軔普及，我們知道主要是源於西方體制、與西方思想的推動。因此僅管在古代的東方哲學中，不乏有這種以追求自由之精神為宗旨的，像是大乘佛學的「無住」、「無所住心」，抑或老莊思想強調相對道德的「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」在一般人缺少自由做為一種客觀價值依據的情況下，認知上自然相對困難。
這說明什麼呢？從東西方不同的角度發現：
第一、在西方，自由的發展似乎是由群體，譬如對政治體制、或政治權力壓迫的反動中，逐漸走向於個體的，譬如康德說：「自由是一個人面對自己，不再感到羞愧。」
第二、從孔老夫子的「隨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到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，似乎又在東方過去那些強調個人崇高的道德修養或人文精神的，恰好也呈現出一種反其道而由個體逐漸靠向群體的趨勢。因此融通是必然的，自由事實上不只關係到人文，自由也很大程度關
係到自然科學。
這就是為什麼東西方智者追求的人類精神的提升，會不約而同地在此達到交融的主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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